继承律师：跨国推诿的赡养 “真空”
在上海，赵老爷子和老伴育有两子一女，子女成年后都出国留学，随后在国外定居工作。老两口体谅子女打拼不易，从未过多要求赡养，靠着微薄退休金生活。赵老爷子突发中风后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老伴身体也每况愈下，照顾起来力不从心。他们多次联系远在国外的儿女，希望能得到经济上的支援，或是有人能回国照料一段时间，结果却总是被各种借口推脱，儿女只是偶尔寄些保健品回来，实质性帮助寥寥无几。
几年后，赵老爷子离世，留下一套老宅。这时，久未露面的儿女纷纷回国，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。一直照顾老人的亲戚看不下去，向法院出示证据：多年来与子女的通话记录，老人声泪俱下地诉说艰难，子女却无动于衷；社区开具的证明，显示老两口独自就医、艰难生活的状况；还有日常开销的账单，全靠退休金苦苦支撑。法院审理认为，子女长期对父母缺乏基本赡养行为，属于遗弃被继承人，情节严重，最终判决三人丧失继承权，老宅由一直照顾老人的亲属获得部分补偿后，收归国有。
当儿女在国外不赡养父母，却还妄图争夺遗产时，情况较为复杂，需要从法律和道德多层面去考量应对：
法律层面
赡养义务与继承权关联：在我国法律体系下，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，继承人有遗弃被继承人，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行为，丧失继承权。如果能证明子女长期在国外，对身处国内、生活困难或需要照料的父母全然不管不顾，没有尽到基本的经济供养、生活照料、精神慰藉等赡养责任，情节严重时，其他继承人可向法院主张其丧失继承权。例如，父母生病住院急需费用，多次联系国外子女均被无视，导致病情延误，此类情况就很可能被认定为遗弃。
举证责任：想要主张国外子女丧失继承权，国内的父母或其他继承人需承担举证责任。要收集诸如与国外子女的沟通记录，像微信、邮件里提及赡养问题但被拒绝的内容；医院的就诊记录、缴费单据，显示父母独自就医艰难；邻居、亲戚目睹老人无人照料的证人证言等，形成完整且有说服力的证据链，证明国外子女未尽赡养之责。
遗嘱安排：如果父母意识清醒且有自主行为能力，完全可以立下合法有效的遗嘱，明确排除不赡养子女的继承份额，将财产指定给尽孝的子女、亲属或者捐赠公益机构。遗嘱需严格遵循法定形式，自书遗嘱要亲笔书写、签名并注明日期；代书遗嘱需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等，以此确保自身遗产分配意愿得以落实。
道德层面
舆论压力：虽然法律是底线保障，但社会舆论也不容小觑。不赡养父母的行为违背公序良俗，一旦家族内部知晓、邻里传开，甚至经社交媒体发酵，国外子女会承受巨大的舆论谴责。这种来自社会的道德评判，有时也能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不当行为，放弃不合理的遗产争夺诉求。
家族调解：家族长辈、德高望重的亲戚出面调解，利用亲情纽带和传统家族观念，跟国外子女讲清利害关系，劝诫他们即便从做人最基本的孝道出发，也不应漠视父母赡养，还觊觎遗产，争取内部化解矛盾，避免对簿公堂，维系家族关系的最后一丝温情。
从法律角度来看，上海赵老爷子这一遗产争夺案例涉及多个关键法律要点：
赡养义务的法定性：我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规定，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 。该案例中，赵老爷子夫妇年老体弱，生活陷入困境，中风、疾病缠身之际极度需要照料与经济支持，远在国外的子女却仅用借口推诿，仅偶尔寄些保健品，未履行实质赡养责任。这种消极不作为违背了法律对子女赡养义务的强制要求，是后续一系列法律判定的基础事实。
继承权丧失情形的适用：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，继承人存在遗弃被继承人，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行为，丧失继承权。赵老爷子子女明知父母生活艰难，对多次请求援助置若罔闻，致使父母只能依靠微薄退休金和邻居、亲戚救济度日，病情也因无人照料、费用短缺而延误，已构成遗弃情节。法院认定其丧失继承权，正是精准适用该法条，严格遵循法律逻辑，保障遗产分配公正。
举证责任的履行：国内亲属主张国外子女丧失继承权，必须承担举证责任。在此案里，他们收集的证据十分关键且丰富：与子女的通话记录，直观展现出老人求助时子女的冷漠；社区证明从第三方中立视角，说明老两口独自就医、艰难维持生活的状况；日常开销账单则量化反映经济窘迫，辅助证明子女未给予经济供养。这些证据相互印证，形成完整闭环，说服法庭认定子女未尽赡养之责，满足法律上举证要求，推动审判公正裁决。
遗嘱的作用及影响：虽然案例未提及遗嘱相关事宜，但从法律角度延伸，遗嘱是被继承人分配遗产的自主意愿体现。若赵老爷子夫妇生前意识清醒时立下遗嘱，明确排除不赡养子女的继承份额，指定照顾自己的亲属继承，只要遗嘱符合法定形式，如自书遗嘱亲笔书写、签名、注明年月日，或代书遗嘱满足见证人数等条件，后续的遗产分配就能更贴合老人遗愿，减少不必要纠纷，凸显遗嘱在遗产继承法律程序中的重要性。
